和维新时期勃然兴起的新式学堂相比较，学会的兀然而现更为引人注目。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全国成立的学会有103个〔4〕。这些学会分布于10个省和31个不同的城市，拥有近万名成员。时论称“学会之风遍天下，一年之间，设会数百”。“各省从风，州县并起，不可指数”〔5〕。 其言颇能表现那一时期学会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盛况。

　　对于维新时期兴起于全国的学会，梁启超有一段溯源性的议论。他认为，学会并非源自西方，而是“中国二千年之成法”。为此，他援引《易经》、《论语》等儒学经典中“君子以朋友讲习”、“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和“敬业乐群”等论述，并以孔、孟、子夏、曾子、荀子讲学以及东林、几社、复社为佐证。在他看来，只是由于清代纪晓岚讲了“汉亡于党锢，宋亡于伪学，明亡于东林”的话，天下人才“疾党如仇，视会如贼”，学会因此亡绝〔6〕。

　　亲自推动学会兴起的梁启超虽在学会一事上多有精彩议论，但他关于学会源流的说法无疑舛错。中国古代固然有文人结社雅集的传统，但这种结社圈子极小，且大多限于诗文酬唱、游宴遣兴。明末东林、“复社”虽然声气广披于朝野，具有士人议政的性质，但其间士大夫的聚合不仅是松散性的，而且贯穿以传统伦理主义原则。维新时期风起云涌的学会则是一种具有强烈现代性色彩的新型社会组织。这种现代性体现在：

　　第一，它有会员共同遵守的章程和明确的宗旨，有定期的活动和发行的报刊。它在会员中实行民主、平等的原则。讨论问题只膺服真理，而不论官职和权力的大小。学会领导人也由选举产生。所有这一切，是中国古代“会友辅仁，相聚讲求”的文人结社不曾有过的新格局，两者很难找到相通之处。

　　第二，正如费正清等所指出的：“当强学会在1895年突然兴办学会活动时，对宋明时期儒生中间自愿结社的追忆肯定是鼓舞力量的一个源泉，但是直接的动力主要来自西方。”〔7〕康、 梁等人论述学会的意义时便屡屡指出，学会一类社团的蔚然兴起，是西方文化迅速发展的关键〔8〕。这些言论颇能显示他们创办学会的思想源泉。 成立于光绪十三年（1887）的广学会〔9 〕在文人官员中卓有成效的活动亦给维新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会的“格言和指导原则”是“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家们的思想”〔10〕。为此，它在北京、南京、西安、烟台等地设立专门机构，发行《万国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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