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维新时期学会兴起的*哲学基础是维新派“以群为体”的文化理论。康有为一再强调集群的重要性，说：“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大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12〕这样一种自觉的群体意识是宋明士大夫所不可能具备的。梁启超的“群”的思想更具现代色彩。他指出：“近世严禁结社”是“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的莫大“病源”。它阻碍在民众中间产生力量和朝气，阻碍人们的交往，因而极端不利于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成为近代工业文明的中心，其根本原则在于选择“群术”治群：“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他的这一认识已逼近亨廷顿所说：“能够接纳政策创新和新社会团体的*政体，才是达成现代化的合适基础。”从*民主的视野出发，梁启超提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口号，力图建立综合体现所有成员利益和愿望的新的*共同体，而学会既是政体由“独治”（君主专制）向“群治”（君主立宪政体）转型的初级形式，也是实现政体转型的中坚力量。

　　第四，在变法维新活动的实际运作中，学会具有多方面功能。首先，它通过“集群”促进思想一致和组织团结，把整个社会涣散的力量凝聚成具有新质的社会力量，而社会的整合是形成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其次，学会的特殊任务是教育和动员文人士绅，通过开浚“绅智”、“官智”，把维新思想推之于绅士之“群”，再由官绅之“群”推之于民“群”，达到“广开民智”的目标。所谓“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正道出了学会与“兴民权”、“兴绅权”不可揆离的关系。再次，中国社会传统具有一种离解性质，即除了亲属系统外，人际之间防范意识强烈，互不信任，一般避免公开的联合。学会的出现打破了中国离解性质的传统，并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社团的先导。

　　第五，学会的大量涌现体现了知识分子日渐自觉参与*的趋势。学会参与者虽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政敌，然而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与政府离心离德和对它抱有批判的意识”〔13〕。在学会的*参与性上，湖南的南学会与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的保国会最为令人瞩目。前者“实兼有地方议会的规模”，实际上成为指导湖南维新变法的精神中枢，全省风气为之“大倡”〔14〕。后者的规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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