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性报刊与文摘性报刊。在这60种报纸中，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任主编的《时务报》。该报于光绪二十二年出版后，行销9省19个城市，其后分销处增加到67个，遍布15 省以及东南亚和日本的华侨界。地处内陆腹地的西安、兰州、成都和重庆亦可见到《时务报》的踪迹。其他维新派报纸如《知新报》、《湘报》、《湘学报》、《国闻报》也在较大范围内发行。这些报刊有如“把新思想传播到全国各地去”的“电流”，“各省之风气于兹大变，识时务者莫不注意中外之事矣”〔19〕。即使“一孔之士，山泽之农”、“筐＠②之吏，烟雾之儒”〔20〕，也因报刊而“始知有神州”，“始知有时局”〔21〕。时人因此颂曰：“时时轰动我耳膜，击醒我眼球，洗刷我脑筋，灌输我知识，教导我改革者，翳何物？翳惟十九世纪第四种族之报章。”
《时务报》和其他维新派报刊的广泛发行，与下述因素无疑有着密切联系。
首先， 维新派在报刊发行上沿用《万国公报》免费赠阅的方法〔22〕，努力扩大读者面以及在上层官僚中的影响。 康有为创办《万国公报》后“分送朝士，不收报费”。“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23〕。北京强学会正式“开局”后，“先以报事为主”，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初刊时实行20天优惠，报费由强学书局致送，送报人脚力亦由强学书局垫付。为了扩大该报在上层人士中的影响，强学会专门“托售《京报》人”将《中外纪闻》“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24〕。“办理月余，居然每日发出三千张内外”。《强学报》创刊之初，首载“本局告示”：“现当开创之始，专以发明强学之意为主，派送各处，不取分文，一月以后，乃收报费，欲阅者到上海王家沙第一间挂号即得。”陈虬主办的《利济学堂报》亦分赠“阖郡文武大小衙门”，期望促成“官绅共开风气，鼎力ｃì＠③助”〔25〕。
其次，受维新思想影响的官员是维新派报刊的重要支持者。张之洞不仅称赞《时务报》“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26〕，而且饬札治下各州县购读，同时要求报馆向“文武大小各衙门”乃至“各局各书院各学堂”按期足数寄发。紧踵张之洞之后，山西、湖南、浙江、安徽数省的巡抚，江苏、贵州的学政以及江西布政使亦纷纷“通札各属及书院诸生悉行阅看，或令自行购买，或由善后局拨款购送”〔27〕。汪康年论及于此，曾谓：“南皮张制军提倡于先，中外诸大吏振掖于后，各省同志复相应和。”〔28〕这种“提倡”和“振掖”对于扩大维新派报纸的影响面具有无容置疑的积极意义。
再次，和早期通商口岸报刊的撰稿人不同，维新派主要报刊的撰稿人大多是精通中西学问的文化精英，其笔端富于感召力。如《国闻报》在创刊不到一年中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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