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广学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2—13页。

　　〔12〕《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33页。

　　〔13〕［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81页。

　　〔14〕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03页。

　　〔15〕［美］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43—44页。

　　〔16〕严复、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东方杂志》第14卷第6号。

　　〔17〕梁启超：《萃报序》，先刊《时务报》第33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版，旋载《萃报》第1册。

　　〔18〕杨孝荣：《传播社会学》指出：大众传媒“能够同时传播统一标准的*消息给众多的人民，它的标准化足以产生举国一致的行为模式”。

　　〔19〕《知新报》第29册。

　　〔20〕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六），第3732页。

　　〔21〕《发刊词》，《革新报》第1期，1904年6月27日。

　　〔22〕《万国公报》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主办和编辑，其前身是《教会新报》，该刊多免费赠给各地官绅，“每月在全国重要的官邸中流传”。

　　〔23〕〔32〕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40页、第1207页。

　　〔24〕《京报》系传统官报，多载谕旨，奏稿。

　　〔25〕《利济学堂报例》，《利济学堂报》第1册， 北京图书馆藏。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