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而言之，梁启超援引中国古事以证现代性事物完全是一种误识。这种误识除因学术上的误解外，也不无策略上的考虑：既然“学会”是中国古已有之，重新恢复这一传统自然不足为奇。问题在于这一思路的实质是企图从古代文化传统中去获取近代社会变革的准绳，其要害正如美国学者勒文森本在《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一书中所指出的：“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论上疏远了本国的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这种历史和价值之间的冲突百年来始终困挠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

　　作为变革的新工具，维新时期出现的报纸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报纸是新式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形式之一。对大众传媒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施拉姆指出：“除非是人民要求变革，否则变革就不会顺利地或卓有成效地进行。通常是信息流的增长播下了变革的种子，也是信息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从而孕育了全国性的气候。”〔15〕然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舆论准备上一直处于滞后的态势，洋务派虽然前驱先路，启动中国早期现代化，但对于系统的理论宣传与发展新式传播媒体几乎未加注意。王韬虽于70年代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开国人自办报刊与先进知识分子借助大众媒体鼓吹现代化变革的先河，但该报的代销点多集中于广东沿海地带及少数内地通商口岸，发行量与影响面有限。与先进知识分子缺乏自觉的大众传播意识相推衍，传统意识强固的中国社会对于新式报刊的发展有一股不容忽视的抗阻力。报馆工作被视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左宗棠甚至有“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业”的鄙弃之语〔16〕。就一般社会风气而言，“中土嗜报之俗”，亦“远不逮西国”〔17〕。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滞后性使现代化变革思想无以沟通整个社会，形成“举国一致的行为模式”〔18〕，从而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

　　维新时期，康梁崛起，现代报刊发展迟滞的情形为之一变。维新派从一开始便表现出对报刊的高度重视。上海强学会以刊布报纸为“最要者四事之一”。康有为也自称“急欲办报”。梁启超于光绪二十六年（1896）在《时务报》上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不仅第一次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而且疾呼：“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

　　据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论丛》与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三年间，出现了约60种报纸。其中既有日报、旬报、月报，又有综合性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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