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阅上开两折，不难发现，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所用的语言上，都和康有为策动的第二次公车上书中的那个公呈惊人的相似，有的简直是原封不动地照搬！

　　人们不禁会问：康有为在1897年12月（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的《上清帝第五书》中，还提出了“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定宪法公私之分”(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见《知新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梁启超在当时亦主张用“急进法”进行维新，“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卷一，第77页。)。怎么事隔数月，变化竟会如此之大？

　　这一方面是与当时新、旧两党斗争形势有关。1898年春，在慈禧的策划纵容下，由荣禄、刚毅等人出面，疯狂对维新派进行攻击，他们指责康有为等心怀叛逆，无父无君，“转谓祖宗成法为无用，欲尽驱入夷狄之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三月二日，刚毅《为时事多艰，直陈愚悃折》。)；认为维新派的“狂煽颠倒，杂乱文体，诬蔑正教”，势必会造成“人心日涣，害且有不可胜言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御史潘庆澜《敬陈管见折》。)。荣禄甚至狂叫：“康有为立保国会，现在许多大臣未死，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你们如有相识入会者，令其小心首领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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