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康有为策动的第二次公车上书，起到了进一步动员、联合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的作用。这次活动与三年前由康有为鼓动的第一次公车上书相比较，参加的人数要广泛得多。据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公车上书记序》称，第一次公车上书“集众千三百余人”。(康有为：《公车上书记》（光绪二十一年文升阁刻本）。)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则称，“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但是，在《公车上书记》后附的《公车上书题名》中所记载的签名人数才六百零三人。(实际列名者为六百零二人，加上领衔者康有为方足此数。)而在第二次公车上书中签名的，几乎达二千人次。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之下，能有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出来讲话，三番五次地上书言事，应当说是相当可观的。

　　其次，这次上书活动把“救亡”的号角吹得更响。它使广大士大夫都知道国家处于万分危急的状态。正因为“吾国势极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麦孟华、梁启超等八百三十一名广东举人《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而安人心公呈》。)而又不知道奋起维新，改变现状，列强们才敢于“横肆欺凌，攘夺*惊，无所不至”。举人们既以德人残毁孔庙，深感痛心疾首，又以国势不振而产生愤激图强”,“不约而同”的决心。这对于推进当时维新运动的发展，具有很大作用。

　　对于康有为等人借德人滋扰即墨孔庙事件，激起民愤，为变法维新制造舆论的意图，顽固派看得十分清楚。当此事刚刚发生，给事中张仲□即在4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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