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据《杰士上书汇录》记载,这一时期,维新派为取得光绪皇帝的支持,频频上书,很短时间内总理衙门分别于二月十九日、三月初三日、三月二十三日先后代递了康有为的五个奏折和他所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泰西史新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四部书,他们希望光绪皇帝“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光绪二十四年手写进呈本)。)发愤维新,“重起天地,再造日月”。(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光绪二十四年内府进呈)。)
与此同时,康有为等人趁万余名举人“云集辇毂”的机会,大力宣传鼓动,为变法大造声势。据梁启超后来回忆,康的用意在于“欲令天下人咸发愤国耻,因公车诸士而摩厉之,俾还而激励其乡人,以效日本维新志士之所为,则一举而十八省之人心皆兴起矣”。尤其是经历了第一次公车上书的康有为,深知士大夫“合群”的力量。认为面对着“瓜分之说,腾于全球”的危迫局面,“若使吾四万万人皆发愤,洋人岂取正视乎?”(《戊戌变法》(近代史料丛刊)中华史学会编,第四册。)而要使全国四万万人行动起来,必须从启发爱国的士大夫觉悟入手。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维新派非常注重做各省会试举人的发动工作,确信只有如此,方能“合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戊戌变法》(近代史料丛刊)中华史学会编,第四册。)
因此,在百日维新前夕,康一直在寻找机会,策动会试举人上书。1898年2~3月间,当沙俄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强行租借旅顺、大连湾时,康有为极力表示反对,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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