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春季，正是戊戌科会试之期，各省公车（会试举人），云集京师。当时，中国面临着的瓜分豆剖的危机空前紧迫：自一八九七年底，德国出兵强行占领胶州湾之后，俄国又提出“租借”旅大，紧接着“英国要割长江，法国要割两粤，日本要割福建”。这种情形正象康有为在《外衅危迫，分割□至，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折》中所云：“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二万万华腴之地，四万万秀淑之民，诸国耽耽，朵颐已久，慢藏诲盗，陈之交衢，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蚁慕膻，闻气并至，失鹿共逐，抚掌欢呼。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诸国咸来，并思一脔。”(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光绪二十四年内府进呈）。)康有为这段绘声绘色的描述，勾画出了中华民族当时所处的河溃鱼烂、朝不保夕的危迫局面。
面对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自皇帝以至满朝王公大臣咸感束手无策。光绪皇帝“临轩忧叹顿足，(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光绪二十四年内府进呈）。)翁同和等“枢轴诸臣”，也只不过“流涕被面”(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光绪二十四年内府进呈）。)而已。至于以慈禧为靠山的顽固派更是麻木不仁，他们置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只图保全自己的禄位与权势，一味崇奉封建伦理纲常，把维新派的改革，斥为异端邪说，横加攻击。他们属于丧心病狂的卖国派，已无足论。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为了推行新法，实施改革，以期振衰起弊、挽救危亡，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方面“上书求变法于上”，另一方面“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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