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紧接着浙江举人孙灏将保国会章程逐条批驳，指斥康有为“将欲为民主教皇”，并认为外患不足畏，而康的民权之说定会使天下大乱。孙灏还将恶毒攻击维新派的文章，“付之梨枣，京外散分”。(《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一时京师气氛十分恐怖。许多人为之震慑。一些曾经附和维保者则动摇、变节，李盛锋、文悌便是其中的代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康有为悄悄收起了“开国会”、“兴民权”的旗帜，而改以孔教会的教义来广联人才，挽救世变。
事实上，康有为的这种转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绝不能仅仅将此转变归咎于康有为个人的怯懦，而是他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具体表现。康有为出身于一个世以理学传家的名门望族，幼年所接受的是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对其影响很深。当时，康有为还没有机会系统地阅读关于西方*、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尚缺乏全面的深刻的了解，把尊孔忠君作为爱国保种的思想基础。他留恋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认为孔孟学说中无所不包，甚至以为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制度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有反映。在“外侮频仍，不能立国”的民族灾难刺激下，他奋然“以经营天下为志”。然而，康有为毕竟还只是从封建士大夫营驿中分化出来的人物，在他身上还较多地保留着儒家传统思想的痕迹。在中国封建的“旧学”与西方“新学”对垒中，康有为一面向传统的祖宗之法挑战，热心提倡新学，这在甲午战后到戊戌春季之前，表现的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摆脱“旧学”的束缚。在“新学”与“旧学”尖锐冲突中，康有为表现出来的这种左右摇摆，穿凿中西，附会古今，正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思想上、*上软弱性的表现。
造成康有为*上倒退的另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因素，就是他对孔教的崇拜与迷信。康有为历来重视宗教的作用，他把西方国家的强盛和中国的衰弱，都归结为宗教的兴隆与否。他在《列国政要比较表》中，把中外情形详加对照后，十分感慨地说：“耶稣教多至若是，而吾教未尝有传教士推广，日澌日变，所忧滋大，教变而国亦从之矣。”因此，他在策动这次公车上书过程中，所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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