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丁文江、赵丰田先生的研究：“这次的勤王运动是保皇会所从事的一件大事，……当时几乎是全体总动员，规模很大。那时候南海先生驻新加坡主持一切，先生（按指梁启超）在檀香山负责筹款，并计画联络各事。当时保皇会总局在澳门，有何穗田、王镜如、欧榘甲、韩文举等负责。日本方面有叶湘南、麦孟华、罗普、麦仲华、黄为之等负责。而在国内从事实际运动方面则有唐才常、狄葆贤主持于沪、汉，梁炳光、张学璟活动于两粤。此外徐勤奔走于南洋，梁启超运动于美洲”（《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9、161、198～199、285页。)，可见这次勤王运动维新派花费了很大的力量。为了取得勤王运动的成功，维新派不得不克服历来对所谓“乱民”的偏见与恐惧，广泛联络会党作为起事的基本力量（尽管在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并且与革命派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合作。在*思想上，维新派则朝激进的方向急剧发展。虽然他们仍以“保救光绪”相号召，但其*目的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他们大大突破了“君权变法”这一*模式的束缚，决意推翻慈禧后党集团掌权的清朝政府，而建立一个完全由维新派主持的新政权。这种*意图维新派在不少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表露，在此不妨略录几种。其一，康有为的《致各埠保皇会公函》（1900年7月16日）：“伪府既倒，新党已于上海设立国会，预开新政府，为南方立国基础，将来迎上南迁，先布告各国，保护西人洋行教堂等事，义军一赴，即与各国订约通商，复我维新之治。”（《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79、386、388、414、413、426页。)其二，康有为的《致濮兰德书》（1900年7～8月）：“若仆新党立政，必能和亲各国，保护教人，而于贵国拯救之德，尤思所报。”（《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79、386、388、414、413、426页。)其三，梁启超的《致南海夫子大人书》（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今日我辈举义，与秦、汉之交，元、明之季，诸豪杰全然不同。……故最要之著，莫如先开府，与外人交涉，示之以文明举动，使其表同情于我，而又必须示以文明之实事，使其信我实有统治国民之力量，……一，大军甫动，即须以西文公文布告各国，除声明举兵大义之外，有最要者数事：一、保护西人身命财产；二、若用兵之地，西人商务因我兵事而亏累者，我新政府必认数公道赔偿；三、北京政府旧借国债以海关作抵者，我新政府所管辖之地有税关者，即依其税关所抵之数照旧认还。以上三条，与外国交涉最紧要者。……新宪法虽与西人无涉，亦当布告，使人重我也。”（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6、217、220～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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