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对戊戌变法这一*变革要求不进行经济分析，不从经济事实中去寻找*变动的根源，而是以*说明*。他们简单地认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洋务运动不能救中国，从而宣判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所以，便有维新运动的发生。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无疑刺激人们寻求救国的方案，但是，救国方案从何产生？甲午战争的失败仅仅是刺激人们寻求新的救国方案。救国方案之所以是戊戌变法这样的内容、形式和性质，都决非甲午战争所能说明，必须到洋务运动开始以来变动着的经济事实中寻找答案。

　　现在，大家认为戊戌变法是为了回答当时中国社会生活提出的两个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即挽救民族危亡与发展资本主义。可是，这两个问题并非发生于甲午战后，实际上，洋务运动就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在我们看来，洋务运动就是一个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运动，就是一个自强求富发展资本主义的运动。甲午战争把这两个问题提到更加迫切的程度，因而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发生。甲午战役是戊戌变法发生的导因，而不是根源或“原动力”。

　　从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讲，戊戌变法正是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

　　其次，就戊戌变法发生的思想条件而言，维新变法思想实源于洋务派的思想，一些论者乐于称道的所谓早期维新派。如郑观应、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陈炽等，实际上是洋务派。郑观应是洋务运动主要的积极活动家，他“奉李鸿章札委总办津沪电报沪局，又在上海创设机器织布局，会办轮船招商局，对开平矿务、汉阳铁厂、粤汉铁路等，皆曾参与”。王韬“好谈洋务”，“与当时洋务派盛宣怀、郑藻如、郑观应等皆有至交”。薛福成，“初入曾国藩幕，继佐李鸿章，累保至道员。光绪中，充出使英法等国大臣。薛氏为当时谈洋务之巨擘”。马建忠，是洋务派马良之弟，“以郎中留学法国巴黎，为中国官吏留学外国之最早者。以通洋务，居李鸿章幕甚久。凡李氏光绪中所办洋务，率皆参与谋议”(《洋务运动》八，第551—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