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他们提出了诸如设议院等一些不同于其他洋务派的观点，这是由于出身经历、时代条件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应该看到，洋务派对洋务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不是在运动前什么都设想好了，认识清楚了，而是随着洋务实践活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变认识、深化认识，提出新的前进目标的。关于这一点，九十年前的谭嗣同已经深有认识。他说，“历观近代名公，其初皆末必了了，更事既多，识力乃卓卓。如曾文正、惠敏父子、雨生中丞，洞彻洋务，皆由亲身阅历而得。左文襄晚达，故沈观最久。其请造轮船之疏曰：‘彼既巧，我不能安于拙；彼既有，我不能傲以无’。所至辄兴创机器，信知所先务矣。沈文肃疏论船政，自谓‘臣则一无知而已，其悔恨为何如矣’。彭刚直号为不喜洋务，然筑沿江炮台，何尝不用西法，又何尝不请造兵轮，其序郑陶斋《盛世危言》，至谓‘孔、孟复生，不能不变法而治’。是于洋务独能深入其蕴。黎纯斋兵备为诸生时，上书言事，深薄洋务。及使东章奏，迥然如出两人。郭筠仙侍郎归自泰西，拟西国于唐、虞、三代之盛，几为士论所不容。薛叔耘副都初亦疑其扬之太过，后身使四国，始叹斯言不诬。夫阅历者人所同也，但能不自获前，不自讳过，复何难寤之有？即嗣同少时，何尝不随波逐流，弹抵西学，与友人争辩，常至失欢。久之渐知怨艾，亟欲再晤其人，以状吾过”(《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28页。)。比谭嗣同还早，郑观应也说过：“往者议造轮船电报群疑众谤，几废半途，既而毅然群行，至今日而天下之人异口同声，共知其利”（《从盛世危言》）！这都说明人们对洋务有一个由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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