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1页。)。有的问题不到一定的时期，不具备一定的条件，就提不出来。设议院之事，在六七十年代，就没有一个中国人提出过。当时投资于新式工业的一部分地主、商人和官僚，还只是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行程，还不可能提出资产阶级的*主张。所以，不能因为某人提出了什么，某人没有提出什么，就简单的在他们间划什么派别。有些观点、主张的差异，只能说明他们本身的变化发展，并非有什么路线斗争。
甚至，到1895年，北京强学会成立时，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和洋务派的界限还是“不分明的”，“维新派把洋务派看作同志，洋务派则把维新派看作洋务人才中的后起之秀”。“强学会标榜的宗旨同洋务派所说的‘自强’是差不多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508—509页。)。在戊戌变法前，“有许多人宣传变法，要求保护工商业，要求国家独立，要求清政府作某些民主改革，这些思想和代表官僚买办利益的洋务派的主张之间还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刘大年，《戊戌变法六十年》，《人民日报》，1958年9月29日。)
既然如此，维新派的思想同洋务派的思想直到戊戌变法前还没有明确界限，而洋务派的思想又早于维新派的思想出现。再加上维新派同洋务派有各种关系，为什么就不敢承认，正是洋务运动为戊戌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并准备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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