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湖南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记称：“先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湖南学政江标、徐仁铸，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及湖南绅士熊希龄、谭嗣同、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等，在湖南大兴改革，全省移风。而彼中守旧党人嫉之特甚，屡遣人至北京参劾。于是左都御史徐树铭、御史黄均隆，相继入奏严劾。皇上悉不问，而湖南守旧之焰益炽，乃至哄散南学会，殴打《湘学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积谋数月，以相倾轧。”[2]（专集之一，P70-71）
（六）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入主军机，操办改革事宜，守旧大臣为之“侧目”。
严格意义上讲，梁启超所列举的这些情况并不是造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改革必然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是正常现象。上述这些改革举措基本上是必要的、及时的，可指责的地方并不多，则更不能列为变法夭折的动因。只有改革政策出现大的失误，才可与最后的失败联系在一起。梁启超在这里将因果关系弄颠倒了。但是，透过梁启超的这些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守旧派太强，维新派太弱，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因而，梁启超回首往事，深感人才不足，民智未开。他明确指出：
中国今日之大患，苦于人才不足。而人才所以不足，由学校不兴也。京师既设大学堂矣，而无中学、小学、师范学、乡学，则所成就无几也[2]（专集之一，P31）。
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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