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布新而不除旧。无论是李鸿章等人的温和改革，还是康有为式的激进改革，梁启超都认为是只布新而不除旧，结果新旧相间，矛盾百出，最后必然失败。梁启超十分形象地指出：

    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如病者然，其积痞方横塞于胸腹之间，必一面进以泄利之剂，以去其积块，一面进以温补之剂，以培其元气，庶能奏功也。若不攻其病，而日饵之以参苓，则参苓即可增病之媒，而其人之死当益速矣[2]（专集之一，P81）。

    改革就是新与旧的斗争，新的代替不了旧的，则必然是旧的扼杀掉新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除旧比布新还要难，因为除旧即意味着损害一部人的利益，夺掉和旧体制相联系的那一部人的饭碗，必然引起大的社会振荡。梁启超也十分清楚，认为“除旧弊一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2]（专集之一，P84），所以整个戊戌变法时期，布新有余，除旧不足，所谓改革就成了一句空话。

    （二）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梁启超认为，整个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和他提出的变法措施都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光绪皇帝无权，很难推行。真正贯彻了的百无其一，仅为一些具体事的变革，而非整体法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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