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袁见到荣禄后，也不至于立即失态的跪地告密。在他告密之时，必须站定两个立足点：第一，他首先要把自己从这件滔天大罪中洗出来。第二，他不能让荣禄误以为他是告皇上，因为这也是另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这就决定了他必须是详详细细报告来龙去脉。袁在日记中指名道出叶祖珪和达佑文两人在场，就算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白，也说明他向荣禄的告密决非三言两语说完的。而且只能是在无任何人在座的情况下说完要害。袁日记谓在二鼓后始得间，也近乎真实。
这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荣禄要立即报告西太后，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否一定要在当晚（即使略早于二更的某个时刻）便匆匆忙忙赶着报告呢？以当时的事态来说，未必。
首先，此举牵涉到皇帝，不论多么燃眉之急，都要深思熟虑，谋定后动。起码报告的文字与情节就颇费思量。既要讲清“谋逆”之举，又要不能稍有牵连光绪帝，因为这是牵涉宗庙社稷的绝大事情。决不会如论者所说“火烧眉毛”，就不“先筹商善后”，而慌忙地“向慈禧紧急报告”。（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这是稍有常识的政客们所不为的。 袁世凯《戊戌日记》说，他与荣禄“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当非虚言。
就事态而论，袁已输诚效忠，维新党人的密谋就成了一厢情愿的白日梦。荣禄有惊无险，胜券在握，而非所谓“火烧眉毛”之急。震惊之余，才需要谋划慎重告变之事，也不必要慌不暇择地“向慈禧紧急报告”。
其次，就当时的交通和通讯以及制度等客观条件而论，告密的消息，也碍难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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