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乃维新党人谋逆案的重要角色之一，逮捕他，对清廷来说系“正大光明”之事，用不着掩人耳目。单独提前秘密逮捕他，没有必要，甚至没有可能。初九日上谕是可信的，没有隐藏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容。

    十四日上谕是六君子杀头之后颁布的，属于真正的“马后炮”。其罪名定为“大逆不道”，“潜图不轨”，“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把康有为及其为首的维新党人的罪名性质由“莠言乱政”上升为“大逆不道”，正是袁世凯告密的作用与结果。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也算“定性准确”了。平心而论，如此一场谋逆大案，连同庚子年追加的张荫桓，只杀了七个人，亦可谓“皇恩浩荡”矣。倘此事发生在康、雍、乾年间，株连所及，将不知有凡几！

    末了，附说一下梁启超。论者对十四日以前的上谕不提及梁氏，提出了许多设词。（注：参见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其实事情甚为简单，并不像论者所说有那么多隐秘之处。在时人目中及清政府那里，梁不过是康氏门人中才气横溢一书生而已，光绪帝所封亦仅六品虚衔。为其定的“罪名”，即所谓“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而已。初六日拿康上谕不提梁是自然。初九日上谕是拿朝廷命官，亦可不列他。梁氏尚不具备清廷专谕、密谕查拿的资格与条件。因而也不用费神去追寻本来就没有的此类谕旨。十四日朱谕，在康后谭等诸人之前专列一节说梁氏之罪行，已经表明了对他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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