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六日这一天，袁告密的内容，不论繁简都应该传递到京了。初七日，杨崇伊由津返京，应带回去更为详尽的内容，西太后处应该详知维新党人密谋确情了。但仍在三天之后，直到初九日才发出上谕捉拿军机四卿以及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等七人。这说明西太后得悉维新党人“谋逆”的报告后，态度的冷静与处置的稳慎，并未草率地立即举起屠刀。

    西太后深知，重新训政，朝野并不十分心服。所以一开始拿康有为“莠言乱政”作为取消新政和重新训政的由头，打击范围，只限于康党，所定罪名也在可轻重之间，并未决意兴大狱扩大打击面。正是如此，像重要的维新党人林旭，虽然心慌，但直到初八日晚，也还自认不是康党，不会受到株连。（注：《郑孝胥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 第682页。 ）这样也较符合一般不满意维新党人用事的枢要重臣和京官们的心态，例如李鸿章，就一直把维新党人看作如唐朝永贞年间二王一帮读书人的捣乱，甚至视他们为少不更事的孩子。（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四）第232～329页。）京卿王彦威亦视之为少年幸进。（注：参见《杨参政公事略》，《戊戌变法》（四）第660页。）现在冒出维新党人的“谋逆”重罪， 西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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