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史学界一般认为，孙中山在欧洲创立的革命团体只是东京同盟会的先期组织，孙中山这一阶段的组党活动也只是筹建东京同盟会的先期准备。这种观点忽略了孙中山的建党思想和行动与东京同盟会具体组织间的重要差别，将“大同盟”等同于东京同盟会，似有生硬、牵强之嫌。 

首先，这不符合孙中山的本意。孙中山一直认为旅欧革命团体的创立就是同盟会成立的标志，前引《建国方略》和《中国革命史》二文中所言即可说明。二文均成于辛亥革命后，且为孙中山的代表作，我们不能忽视或曲解他的原意。况且，当时旅欧革命团体的成员也都认为，他们的组织才是“同盟会之起源”[6](p.1)。 

其次，孙中山的“大同盟”与东京同盟会的阶级基础也有明显差别。1904、1905年间孙中山致力于组党时，所依靠的不仅有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还包括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如会党势力等，“凡学界、工界、商界、军人、政客、会党有同无不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各致其力”[2](p.64)。很显然，成立时仅仅是“学界中一精彩团体”的东京同盟会根本不可能涵盖如此广泛的社会阶层。直到1906年5月以后，同盟会成员纷纷回国，联络吸收会党、新军和各阶层人士入会，其成员成分才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再次，就组织形式和革命纲领这两个藉以确定政党性质的主要因素来看，东京同盟会成立之初同样明显带有孙中山“大同盟”思想的印记。设若作为一个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新立政党，东京同盟会的宗旨和纲领应明显区别于、并且高于原有各革命小团体，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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