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1903年以后孙中山一方面注意组织和发展会党力量，另一方面逐渐认识到留学生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反清革命的重要性，认识到革命团体互相联合的必要性。“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4]（《与陈天华的谈话》，p.276）“招集同志，合成大团”[4]（《致陈楚楠函》，p.275）成为他组党的既定方针。东京同盟会只是其“合成大团”思想指导下的一个重要行动。既是“加盟”，东京同盟会就不是组党的开始，也不是组党的结束。同样，既是“加盟”，东京同盟会就不是孙中山一系列组党活动的原定目标，而是百川归海中的浩荡一支。对此，孙中山本人说得很明确：“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就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4]（《复陈楚楠函》，p.287）
二
必须强调指出，承认孙中山“大同盟”思想并不等于否定东京同盟会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性质，也不等于否定“大同盟”与同盟会之间的密切联系，更不等于否定东京同盟会在辛亥革命期间的中坚作用。在20世纪初，推动中国革命事业不断前进的决定力量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是不争的事实。本文之所以强调孙中山“大同盟”思想与东京同盟会的差异，目的在于更客观、更真实地分析反满革命过程的复杂性，揭示革命派内部矛盾的深层原因。
东京同盟会与孙中山的“大同盟”之间有一个从“联属”到“异化”的过程。作为一个纲领明确的*团体，1907年以前的同盟会无论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是行动中都表现出精诚团结的精神和旺盛的战斗力。东就同盟会成立之初就不同于一般革命团体，由海内外公认的革命领袖孙中山担任其总理，这使东京同盟会具有强大的向心力，自然而然地成为一切反清革命力量的集结中心，并由此奠定了它作为反清革命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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