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的地位，真正成为“中国革命之中枢”[2](p.64)。以后随着旅欧革命团体“一体通用同盟会名号”以及南洋、美洲爱国华侨组织先后编入同盟会分会或支部，东京同盟会与孙中山的“大同盟”渐趋一致，“同盟会”成为一切革命团体的通称。各地仁人志士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拥有共同的组织名称和奋斗纲领，同心协力担负起领导反清革命的历史重任，积极筹划革命方略，制订革命文件，设立“制造*机关”，海外筹款与国内武装起义互相配合、互相声援，最终推动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孙中山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1](p.237)“出人意表”的革命业绩与东京同盟会向“大同盟”扩展有着直接关系。
为什么“同盟”之名能有如此广泛和强大的吸引力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孙中山，在于他受壤纳流的建党思想。孙中山既是东京同盟会总理，又是反清革命事业的领袖，还是众多反清团体的缔造者，同盟会成立后吸纳的许多海外组织都与他有密切关系。作为同盟会总理，他拥有极高的权力和威望，并且利用这种权力和威望将阶级基础与*抱负差异极大的各种革命力量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凝聚起来，改变了过去革命党人“各自分立，不相系属，其势弱微”的局面，以加速革命目标的实现。1907年前东京同盟会之所以成为群龙之首，正是由于有孙中山亲自坐镇和运筹帷幄，“本部”的地位、民主的机构与明确的人事权限实际都处于附属和服从地位。说得更明确一点，“中国革命之中枢”是孙中山而不是东京“本部”，只是1907年以前两者达到了较为完美的统一而已。
但是1907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该年2月，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使同盟会“总理”与“本部”强行分离，东京同盟会与“大同盟”领导人之间久已存在的裂痕便日益显露出来。由“大同盟”而形成的政党具有明显的松散性，汇聚在“大同盟”旗帜下的各个团体只统一了名称，实现了“联合”，而并未真正“融合”成为一体。同盟会内部实际存在着许多宗派，隐含着相当多的歧异与矛盾。东京同盟会成立时，华兴会是以个人名义加入的[9](p.546)，仅半年以后，宋教仁就感到“会员多疑心疑德”，萌发了“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的想法。光复会同样未以团体名义入会，这也是导致他们最终重张旗帜，与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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