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孙中山“大同盟”的组党主张及与东京同盟会的离合有其历史必然性。20世纪初，反清革命已成为当时大多数国人和海外华侨共同奋斗的目标，这是革命“大同盟”所以形成的主要原因。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知识分子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更具时代眼光和革命精神，必然在反满斗争中居于领导地位，决定革命的性质。孙中山“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的组党方针体现出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卓越胆识与魄力，东京同盟会的成立则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和组织保证。然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并不强大，以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上层又未能与革命派携手合作，孙中山因清廷追捕长期漂泊海外，难以在国内获得广泛而坚定的支持力量。这些因素加大了革命党人的举事难度。因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吸收会党与华侨，最大限度地扩充海内外革命阵营，就成为孙中山无奈而可行的正确选择了。因为在扩大革命影响和筹集革命经费方面，华侨与会党比留学生更有优势。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如何协调革命中坚力量与广泛统一战线之间的利益矛盾，是用旧式会党方式还是用新型民主*方式整合革命力量等等新的问题。平心而论，无论孙中山、黄兴，还是章太炎、陶成章，抑或宋教仁、谭人凤，在彼此的矛盾与冲突中都掺杂了不同程度的个人感*彩，但他们的*目标无疑是一致的。同盟会涣散后形成了众多的反清组织，说明党人所运用的革命手段彼此有差异，但是宽泛的反清“大同盟”旗帜却能使各派力量同仇敌忾，遥相呼应。武昌起义的成功与清王朝的崩溃不是哪一个革命团体的功劳，而是各派力量共同斗争的结果，是反清革命“大同盟”的不朽勋业。也正因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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