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强化“大汉族主义”的至尊观念，强化对汉文化的至尊优越与光荣传统的绝对认同感。这一点非常明显，在斥责满族为“东北－游牧之野番贱种”的同时，是极力地鼓吹汉族是拥有“四千年文明”的优越种族，是始终使外族异种仰慕且屈俯于膝下的天朝大国。这种大汉族主义至尊观念的强化，无疑也就着意地张扬汉文化的优越与光荣传统，而绝不谈其弊处，也不谈各少数民族对汉文化形成发展的贡献。 

其三，渲染民族复仇意识。在宣扬“大汉族主义”的同时，是着意强调“堂堂华夏”屈从于一个起于蛮荒文化的“野番贱种”的统治之下，其承受的耻辱是巨大深痛的。切齿之恨中则将推翻满清封建统治单纯地看成是“复兴汉室”的雪耻复仇之举。可以说，孙中山过分地依靠具有强烈反清色彩的会党组织和过分地推崇暗杀等暴力手段，都使这场意在达到民主建政的民族革命带上过分浓烈的民族复仇色彩。 

从上述三个特征来看，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们正是意图用“排满”这个极富传统民族主义色彩的斗争口号，来发动一场近代的民族革命。一时间，“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斗争口号是极富煽动力。极能鼓动人心，尤其是在满清贵族专制政权一系列逆施倒行之后，更激起全国各阶层汉族人民在反清的旗帜下同仇敌忾，终酿成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最后一个王朝。瞬眼间的成功使革命派欣喜地认为理想已变成了现实，满人的垮台已为民族复兴和民主建国铺平了道路。孙中山在充满乐观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民主、民权两俱达到……”［③］的同时，将政权放心地交给了“同种”、“同族”的袁世凯，自己则雄心勃勃地致力于经济建设去了。其它革命派人士亦多持一样的乐观态度，甚而认为可以取消革命党了。 

然而，辛亥革命后的现实很快击碎了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期望。帝制两度复辟，军阀连年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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