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强，无形中就不断削弱和否定着“大汉族文化”至尊优越的意识。而再欲以这种意识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内容，则显得虚弱苍白、甚而是滑稽可笑的了。再者，正是中西文化的巨大差距，使处于民族危机下的中华民族其所面临的选择，不仅仅是如何将侵略者赶出国土；而更重要的是，必须要进行一场社会变革，才能使自身在当时已是资本主义瓜分狂潮正盛的世界局势中得以生存。这一社会变革又由于中西文明的差距使之付出的代价是巨大而惨痛的，中国必须要奋力挣脱封建主义那古老而坚实的绳索束缚才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这一点决定了从旧时代带来的一切思想和观念，都必须经过改造和更换才能适应这新时代的挑战。而作为传统民族凝聚力的意识和观念，由于其本身不可避免的封闭色彩，使之不能再完全适用于近代社会：强调了“华夷之别”，强调了“汉文化至尊”，不仅仅是排斥了西方先进文明的影响，而且是在自我封闭中将封建主义更完整地保留下去；强调了“种族对立”，强调了“民族复仇”，也不仅仅是忽视了真正的民族矛盾，使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民族危机不能解脱，而且也严重掩盖了近代民主革命中反对封建主义的重要内容，从而使自身更为封闭起来。近代社会变革所需的精神应以开放、变通为特征，因而，传统民族凝聚力的封闭色彩，使之与近代社会的变革氛围格格不入，难以融通。
为什么中国不能象西方那样，可以以复兴古典精神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创造近代文明呢？这在于中西古典精神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因而风格各异。作为西方古典精神的精萃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由于其海洋文明的特性，使开放性、变通性更强，这与近代社会变革的精神特性容易融通。而从农业文明、以及频繁处于外族侵扰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则难以摆脱其更注重稳固不变，封闭自守的特征，这与近代社会变革所需的精神特性则相去太远、难以融通了。所以，在进入近代以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批批近代改革先驱者们，意图要依靠传统的民族精神来增强民族凝聚力，都没有收到乐观的效果。反而因为某种程度上过分的强化和渲染，使之成为改革运动中一种具有惰性的破坏力，从而引致民族意识更加颓废，民族凝聚力更加淡化。辛亥革命后的现状正是如此。
那么，中华民族凝聚力在进入近代以后的出路是什么呢？这乃是一个十分棘手、尚须不断探索的难题。但笔者认为有一点应要引起注意的：就是“观念转换”的重要性。近代是一个“文化转换”阶段，搞“近代化”需以“观念转换”为重要前提，因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截然不同的思想范畴，旧的沿袭和温和的调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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