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孙中山对这一民族传统精神的袭用，在近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被强烈地浓化和张扬，以致造成一种“过分强化”的鲜明特色。 

近代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就是中西之间的冲突已大不同于古代史中的任何一次与外族的冲突。西方列强在*、军事、外交上的强大与其文化上的优越，使中西之间的差异十分悬殊，中国明显处于弱势。而这弱势又伴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其后果则是导致了严重的民族失落感：一次又一次的丧权辱国下，巨大的耻辱卑屈感日渐淹没着民族自尊心；西方先进文明的强大冲击和诱感，强烈地动摇着民族的优越感；而面临强大外侮之下国内*却日益腐败的现状，更导致民心的失望和涣散。可以说，这是一个民族自尊心遭到严重蔑视，民族意识和民族凝聚力日益淡化的时代。近代改革者们无不注意到这个问题。孙中山及其那批以留学生为主体的革命派在海外更是深感一种巨大的压抑，甲午战后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潮特别活跃，正是由于身受日人对中国人的强烈卑视所刺激的。而以振兴“民族魂”为号召，正体现了革命派们已深悟要振兴民族意识，凝聚民族力量是解救民族危机的迫切任务［⑥］。因而决定孙中山的“民族革命”遵循以振兴民族精神的途径来发动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也正由于近代社会这种民族意识和民族凝聚力淡化的现状，使孙中山“民族革命”的实践口号不能不带上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以强化“华夷之别”的种族对立观念来稳固民族独立自强意识；以强化“大汉族主义”观念、强化对汉文化至尊优越地位的高度认同感来恢复民族自尊自信心；以“排满复汉”鲜明的民族复仇主义口号，来鼓起民众的爱国精神以结成更广泛的反清联盟。 

此外，近代历史背景尚有另一鲜明特征不可忽视：社会变革的异常急剧多变使民智远远赶不上。因而，为了防止“曲高和寡”，改革者们乃努力以更合乎民众接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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