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动向也能说明问题。华兴会起义事泄时，堂堂在籍刑部侍郎龙湛霖的家中就匿藏着革命元戎黄兴这样的“钦犯”，黄兴得以从长沙安全转移上海，也离不开龙家子弟的精心打点。四川按察使赵藩非但同情川籍同盟会会员谢奉琦，还斗胆营救他。及至营救未果，他又愤而辞职。此举固然反映了皇权的神圣灵光在清朝的腐朽统治下已所剩无几，也同行为人潜在的民族意识不无关系。 

曾经在《新湖南》中公开主张“离绝满政府”，“以排满与排外二重之刺激力，进入于汉种之心目”的杨毓麟虽已作为清朝考察宪政5大臣之随员，不再明显地站在反满革命立场，但他仍未忽视“满汉种界”这一基本事实。他在致出洋5大臣之一端方的私函中，即谈道：“夫满汉种界，乃历史事情之一节耳。过此以往，终必有浑融之一日，岂独满汉而已，即黄、白、棕、黑，亦必有浑融之一日，岂独黄、白、棕、黑而已，即生物界亦必有浑融之一日。当其未浑融之时，从历史事情而称之则曰满汉种界，固不必其*也，历史事情之痕迹使然也。及其既浑然后，所谓界者何在？且复成何种意味？惟当其欲浑融而未浑融之过渡时代，乃有此种有无两见之辩说，一则欲以为有，一则欲以为无，以为有者固有，以为无者亦未见其浑融也。此则生心害政之根据所为潜伏者矣！三百年来，渐趋浑合而痕迹未净者，坐此害之也。” 

此类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连声嘶力竭为清朝辩解的梁启超也并不完全否认。他在笔战正酣时还口吐真言：他之所以反对种族革命，“诚非有所爱于满洲人也。若就感情方面论之，鄙人虽无似，抑亦一多血多泪之人也。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未尝不热血溢涌。故数年前主张排满论，虽师友督责日至，曾不肯自变其说；即至今日，而此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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