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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及其实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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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1: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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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主张或救国纲领的阶级性，但容易忽略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性。且不说满汉矛盾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制约是如果显著，也不论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角色与思想意识在中外民族矛盾的大背景下是否已分化得使人一眼就能认出，至少从曾、左、李引进“器物”，到康、梁等引进制度，从康、梁引进君主立宪制，到孙中山等人引进民主立宪制，他们首先是将引进之物作为救亡手段来考虑，其阶级意识并未泾渭分明。与其说几代人向西方学习的内容与实效都反映或取决于阶级属性与阶级力量的变化，还不如从认识论的角度去探求“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过程是如何由浅入深的。再说，从人类民主*理论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中经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到向往“代议制共和国”的康德，思想家们主要是在结合不同时期的经验性知识，从学理上探究如何克服人性的弱点，完善人类*体制，尽管有关探究与思想家们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时代条件不无关系，但未必都像唱双簧那样，直接对应于作为有产者的资产阶级，许多严谨而优秀的思想家首先是基于人类整体命运与个人的学术认知，而不是羡慕资本家的财富及看重其*利益去讨好式地发表见解。人类许多优秀思想主张的纵向承继关系往往容易被反映论所遮蔽。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就是从吸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意念出发而不是从本国资本家的经济利益与*利益出发来选择民主立宪制的。他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机会上还说“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稍后还提出“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除了应当指出这位革命领袖的判断失误以外，也许还应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把握时代潮流的孙中山本人并不承认他就是这个总想发家致富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在实际上是否代表着这个阶级的利益，则有待确证。
在西欧，“在封建的中世纪的内部孕育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中，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这就是市民等级。……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地、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尽管勉强类似于西方“市民等级”的社会群体在进入近代之后也姗姗来迟，但迟至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从革命精英到一般民众，平等和人权并未成为一致的*要求，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大概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资产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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