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随着海内外学术交往的增多，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一度成为许多中外史家所关注的焦点。关于“资产阶级”的概念使用与清末资本主义发展水准的判断似乎已不再成为海内外学者在辛亥革命性质对话中的主要障碍，关键在于判断革命性质的标准问题。所谓革命的性质，是指革命的实质或本质内涵。除了台湾学者外，我国绝大多数学者都把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虽然不是资本家出身，但他们已经从思想上转入资产阶级阵营，他们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第二、革命者所要创立的民权*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制度，也反映着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与*要求；第三、辛亥革命恰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开辟了道路。
笔者也曾服膺于此论。近年来，经过进一步推敲，笔者主张从革命的具体目标与实际效果为依据，重新把握辛亥革命的性质或实质。与其说辛亥革命主要是阶级利益与阶级关系的变动，还不如说是国内民族关系与国家*体制的重大变动，是国内民族革命与*革命的结合。
自从英、法联军攻占京师和火烧圆明园之后，特别是《中日马关条约》之后，清朝统治阶级的改革或社会新生力量的暴力举动（包括孙中山的武装反清与康、梁师徒的武装勤王）都在程度不一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20世纪的前10年，既是孙中山坚苦卓绝地谋求反清的10年，也是清朝政府谋求“新政”的10年。在此期间，清朝统治者谋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观意图比较明确，措施也不少，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也并不缓慢，如果将辛亥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作为主要依据之一，那么，就需要对也在谋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革命对象清朝政府作出准确的定性分析，它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政权？辛亥革命的革命性究竟主要体现在哪里？如果说清朝政府还是一个维护小农经济的“封建”政权，显然不妥，一切都在变化中。如果既承认清末“新政”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又以辛亥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为由确认其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那么，辛亥革命的革命性与必要性岂非需要大打折扣？
我国史学界曾经充分地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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