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庸讳言，*革命的成效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在政党*的舞台上，常见旧官与新贵互争权力，党同伐异，旧式朋党之风依然盛行，清末的贪污腐化现象似无根本的好转。况且，新生的民主制度也不尽健全，“《临时约法》没有规定行政机关抗衡立法机关的权力和程序（如解散议会的权力和程序），这种偏向于扩大立法机关权力的做法不合乎西方民主*中三权分立制度所蕴含的制衡原则，不利于*对抗的合法化。”动辄发火，吵吵闹闹成为家常便饭，给专制独裁者与帝制复辟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社会动荡不安，人民不无怨气。凡此种种，均可从当年革命的历史条件中找到解释，似乎还不能作为认定孙中山等人的*革命就只意味着失败，除非我们同时认定革命者应该迅速成就一个包你满意的民权政体。 

平心而论，无论就武力反满而言，还是就创建民国而论，革命党人的主观条件都并不理想。如果说在完成反满任务的层面上，革命党人的主观条件不够成熟但客观条件已相对成熟，那么，欲期在一个有着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基础的国度里创建优质高效的民国大厦，快速完成*革命的任务，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都并不成熟。 

孙中山等多数革命者原来以为，只要推翻了“洋人的朝廷”，建立以汉人为主的国家政权，只要推翻了君主制，中国就能走向富强，因而向国人抛出种种承诺。无论是广大民众，还是革命者自身，都对新生的民国怀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多，是为人之常情。 

革命领袖孙中山对*革命的结局先是最满意，后来又埋怨最多，对其成效反而谈得很少。曾经抨击暴力革命和反对民主立宪制的梁启超却在为这场革命叫好。他在1912年归国时面对北京报界发表演讲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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