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满汉矛盾的存在，瞿鸿禨案头的一份关于预备立宪的分析材料就对清朝预备立宪的前景感到悲观。这份材料为江翰所寄，它出自日本法学博士中村进午之手。作者说：“满人汉人之争阋，由来伙矣。立朝者，或欲因立宪以弭此争端，不知在他国所谓保守、进步主义之争，在清国议会，即成为满汉两种之争。满人若以为籍自己立宪之功，为能得亿兆之心，必有感戴讴歌之报，其愚遂不可及矣。选举之结果，议员之多数为汉人所占无疑，然则立宪之结果，于满人有何利益？诚不待智者而后决也。使满人之势力尚足以匹汉人，则犹可言，然其争亦适足以召清国分裂之祸。北美合众国之南北战争，所得之善果，岂清国所能梦见者乎？清国之力，尚不足以防内国之变，更何能抵抗列强分割之事乎？内顾之忧，外患之可乘也。”中村进午的这一番话固然不无夸大清末满汉矛盾之嫌，但他提前道出了慈禧太后特别是慈禧的后继者载沣等人的后顾之忧，对于我们了解慈禧太后等人为何对国会请愿运动异常警惕，认识国内民族革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也许不无启示。 

二、*革命与民权*的开端 

通过辛亥革命，孙中山等人还在清帝退位前，就在南京创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次在中国大地宣告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朕即国家”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国会*、政党*、舆论监督政府等民权*的要件都已大致备齐，变人治为法治的尝试由此正式开端。孙中山用左手托起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之际，就用右手托起了人的尊严。一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清帝退位、孙中山让位、袁世凯接位的*三角戏都是在中华民国的*舞台上开场的，不是“私了”。南北议和中的最大赢家袁世凯虽然念念不忘专制独裁，也不得不在这个新生而脆弱却又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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