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北洋军人们抱着这样的观念：“北方各军官源于小站，故袁总统为北军之父母……无论何人，有与袁总统反对者必出死力与之抵抗。”[23]这种军事派系观念在事实上一直流行到民国结束。私兵制度造成了骄兵悍将，袁世凯随后对自己的部将也失去了有效的指挥。杨度说：“若中国人民，程度甚低，当君主时代，当兵者常语曰：”食皇家饷，为皇家出力耳‘。今虽去有形之皇家，代以无形之国家，彼不知国家为何物，无可指实，以维系其心。其所恃为维系者，统驭者之感情与威力有以羁制之而已。此其为力，固已至弱，况又有自由平等之说浸润灌输，以摇撼此羁制之力，时时防其涣散溃决，于是羁驭之术愈益困苦。“[24]袁世凯企图以称帝来重建中央集权体制，他的失败，固然是遭到在野各派反对的结果，但也是私兵制度下骄兵悍将背叛的结果，他的命运其实是步清帝的后尘。他的遗产为段祺瑞、冯国璋所分割，中国社会转入北洋军阀时期。 

军阀作风并非仅限于北洋。就是非北洋系的前清军事势力，如张作霖、陆荣廷也军阀化了。更严重的是，在革命中兴起的军事领袖，也同样军阀化了。如阎锡山、唐继尧都曾是同盟会员。 

孙中山以其现代知识和过人魅力，成为革命的领袖，他虽然强调领袖集权、军事专政在革命时期的必要性，但是，孙中山作为在华侨社会中成长起来的领袖，对中国社会的私兵制度缺乏充分的认识。1912年8月孙中山访问北京时，就以为：“近来嚣嚣之口，或不免恐军队干预*，吾则谓我爱国军人，既造成此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决不至有此破坏之举。”[25]他虽然一直致力于培养一支忠于革命的军队，但对共和制的真诚，一直没有按传统的方法，亲自去训练和控制一支忠于自己个人的军队。因此，当他追求冒险的理想的*目标和他培植起来的部队的利益不一致时，他就无法控制这支军队。根据中国的传统，在缺乏社会动员的基础上培养起来的军队，不可避免地出现军阀化倾向，只忠于军事领袖。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动员遭到困难时曾抱怨说：“此我错认袁世凯之过也。若有两师兵，当亲率问罪。”[26]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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