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与近代经济发展相关的社会有组织力量是商团，商团是资产阶级的自卫性组织，尤其是上海的商团在革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部同盟会同上海的资本家有密切联系，上海起义前夕，在一次会议上“即席决议以联络商团、媾（沟）通士绅为上海起义工作之重心。”[8]上海参加革命的资本家是上海军政府的重要成员。但当时资本家的人数很少，经济和社会力量也很小，商团的作用仅局限在地方上。二次革命后，上海的资本家基本上不再支持革命。 

至于在武昌起义后，革命过程中参加军队的“群众”性力量，并没有形成战斗力。章太炎说：“金陵召募之师，大半乞儿车仆”[9]，黄兴也指出：“南京之军队，纷无纪律，不能举军政时代一切之任务也。”[10]这些军队在民国成立后屡屡因缺饷发生兵变，二次革命时黄兴、陈其美等竟至不敢招兵，不敢动员。 

确实，辛亥革命的一代人，还不懂得直接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他们还只能去利用和策反既有的组织。他们不仅不懂得动员群众，也还不懂得组织自己。无论是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还是集大成的同盟会，以及在同盟会大旗下的中部同盟会，武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是很松散的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指出：“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11]他们虽然知道自己的毛病，但不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毛病。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竟然群龙无首，推新军旅长黎元洪为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指出：“第一次革命之际及第二次之时，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因而失势力、误时机者不少，识者论吾党之败，无不归于散涣，诚为确当。”[12]他在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希望以“人治”的办法，实行领袖集权，但并没有获得成功。反对人治的黄兴一派，组织的欧事研究会，是一个更为松散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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