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国社会的启蒙，是在救亡的激发下开展的。新的社会经济生活对先进分子虽然有启迪作用，但先进分子不是在新旧经济的社会冲突过程中涌现出来的。1900年之后，在海外留学的先进分子成了革命的骨干。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和理论的研究很有限，对中国社会本身的矛盾也缺乏认识，除孙中山以外，革命的骨干人物如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都还不能摆脱传统社会关系的网络。孙中山是革命者中对西方社会制度和理论研究最深入的人，所以，他有资格自负地说：“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3] 

民主共和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是一种逐步成熟起来的社会生活。在落后的中国，孙中山按照西方的先进模式来规划自己的行动步骤时，往往不切实际而获得了一个“孙大炮”的外号。从士大夫转化而来的革命者，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共和的真谛。所以，孙中山说：“在没有革命以前，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在那个时候，他们既是不过细研究，所以对于民权主义固然不明白，对于民生主义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4]只是因为满族亲贵控制的清王朝已经十分腐朽，才使先进分子产生了实现共和制机会的错觉。孙中山在护国运动夺取政权的计划失败后，不得不去写一本民主生活的普及读本《会议通则》（即《民权初步》），他在序言中说：“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阕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5]其实，这本书到现在还有实用的价值，八十年前中国社会生活的落后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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