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形势的逼迫下，中国的先进分子，在甲午——辛丑之际突然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性，在视觉上发生了错误：由于满族统治的清王朝的腐朽性，推翻清王朝事实上不会太困难，从而使他们误以为革命不难成功，取得政权不必付出严重的代价。满族亲贵的腐朽性，掩盖了中国整个*社会制度的顽固性，从而使他们认识不到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真正差距，忽略了社会改造的严重性。因此，他们在事实上还不能摆脱传统社会关系的羁縻时，却模糊地接受了共和制的*理念，误以为实现西方先进*制度并不是困难的事情。
孙中山是一位冒险主义者，他往往以为只要敢于冒险，就有可能取得成功。他总是想以一批先进分子动员会党去冲击一下腐朽的清王朝，希图依靠运气赢得胜利。但会党是无法用现代观念去改造的，“共和革命”的观念对会党难以发生作用。“会党首领难用”，难以构成革命的社会基础。
国内的年青士子转向革命后，如华兴会、光复会也是从联络会党下手的。他们确立了革命的目标之后，向社会上寻找既有的组织力量，首先看到的都是会党。反满依然是一个群众动员的切入点。当然，士大夫阶层本身也有“民族”情结，当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满族）占统治地位的王朝，腐朽达于极点，“反满”问题也就是一个传统的王朝更替问题。上上下下*动员的切入点，也就是国家和人民一切苦难的根源都在清王朝这个异族的王朝。*动员的内涵也就很肤浅。
湖北成立新军后，湖北的革命者就在新军中活动。新军的文化素质比较好，这是以后再也没有的机遇。1905年春，孙中山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住胡秉珂寓，问（朱）和中等主张革命，其方法如何？和中以必须更换新军头脑、开通士子知识对。”[6]改变了孙中山对国内士大夫的看法。新军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是清政府的工作，革命者主要是起了转化的工作。这一类的下层“兵运”工作，在辛亥革命尤其是二次革命后，在孙中山——国民党系统的革命动员中，基本上没有了。可见，这是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同科举废除后青年士子寻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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