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后，章太炎就表示：“至若土地国有，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则大悖乎理；照田价而悉由国家买收，则又无此款，故绝对难行。”[19]他主张采取限田的政策，这是一个传统的抑制豪强的政策。短短的几句话，可以说是后来国民党和平土改失败的基本思路。宋教仁在组建民元国民党时，迎合合作者的要求，在党纲中就删去了民生主义。孙中山到北京时也表示：“北方同胞误会吾党民生主义，以为劫富济贫，扰乱社会秩序。此荒谬绝伦，公理上决无此事，富人幸勿恐怕。”[20]1912年6月间，广东都督府曾向省议会提交更换地契的方案，在这方案中包含了平均地权的政策，但这一加重地主负担的方案，遭到省议会的反对，未获通过，他们认为：“各县遍遭匪祸，元气大伤，微特小康之家多嗟鲜饱，即素称富有者或亦今非昔比。”[21]他们期望的是传统的加强地主经济的轻徭薄赋政策。除了少数追随者之外，孙中山又能动员哪一股社会势力来支持他的和平改革的土地政策？ 

辛亥革命以后，反对派讥笑当时社会上“伟人如鲫”，除了政界浮沉之外，谁从革命中得到了利益？孙中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说：“一般不明白的人以为从前革命成功，即马上能享幸福。现在幸福未至，且内地也有乱遇之地方，人民谋生，比从前稍难。故不明白的人，以为现在共和政体，不及从前专制政体之善，因满清时代尚不至于此。”[22] 

结果，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都无法应付中国社会面临的严重危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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