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虽然是一位革命者，但事实上他多次主张改良。例如，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执政时，他就希望同盟会——国民党去从事社会改良的活动。护国运动结束后，同样如此。从经济体制改革来说，他实际上不是一个革命者。因此，他只主张*体制的革命，而不主张经济体制的革命，他最多只能说是半个革命者。但是，他每次改良的行动，都遭到腐败*的阻挠，迫使他不得不再次走向革命。这是他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这方面，充分反映了第一代改革者书生气还很重，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的认识还很浅薄，单纯的理论推理，提不出成熟的可行的变革方案。他们不了解革命和改革都需要调度复杂的社会关系，要有社会力量的支持，仅仅依靠政府的一纸命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仅仅依靠少数人士的努力，也无法使改良获得成功。同时也说明，第一代改革者，从根本上说，还没有决心改造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 

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上、经济上已有所表现，从和平的立宪运动到一度附和革命。但他们的领袖同样是从士大夫脱胎而来，是以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治国平天下）来从事经济运动的儒商。他们致力于呵护新经济还深感力不从心，根本没有力量去支持一场革命。到1913年为止，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工矿业投资估计为706家，资本额11，775.2万元，约相当于人民币40亿元，不过是现在一个不很大的项目的投资额。[18]中国的手工业还刚刚恢复到太平天国战争以前的水平。区区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还很难意识到土地问题上的障碍，何况，他们自己也有传统的土地利益和社会关系。以人数计，在4亿人口的中国，资产阶级简直构不成阶级力量。而这场革命的参加者同样刚刚从科举制度的束缚下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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