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和平改革的经济政策 

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意识到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他写的《农宗》是一篇传统观念下的纸上谈兵式的土地改革方案，巩固的是封建宗法制度。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也只是非现代的小农制度的空想。但太平天国群众暴动在事实上局部地调整了土地关系，这是中国传统的调整方式，不可能建立新的土地制度。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现代化过程中，无论采取何种形态，都必须涉及土地制度的变革，也就是社会经济制度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为工业化开辟道路。 

具有现代理论知识的孙中山，在革命之初，提出过“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13]也就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民报》上宣传过土地国有问题，主张“非躬耕，无缘得授诸国”，也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14]但他们认为“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15]“若中国者，仅一扑灭异族政府之劳，而国中一切阶级无复存遗，社会主义乃顺于国民心理而又择其易者以从事其成功，非独所期，殆可预必也。”[16]也就是说，还没有现代变革经验的第一代革命者，自以为经济体制的变革，不需要进行社会动员。既然*体制的变革，只需要简单的社会动员就可以完成，社会革命可以和平地有序地进行：“盖社会革命者，非夺富民之财产以散诸贫民之谓也，若是者，即令得为之，曾无几何之效果。可谓之动乱，不可谓革命也。既为均之，复令为竞如昔，则无有蹈覆轨而不颠者也。诚为革命者，取其致不平之制而变之，更对于已不平者以法驯使复于平，此其真义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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