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认为“罗致”孙中山既能得到慈禧的允准，有利于推进中国的改革和振兴；又能离间孙、康两派，以孙制康，消弭革命和镇压保皇党。因此，李鸿章与刘学询等往返电商，急迫之情跃然纸上。11月27日李鸿章《致上海虎城》电中说：“孙已到否？康已离港否？究在何处？望查明随时电知两广密捕是确。”28日刘学询复电：“孙函约尚未得复。康仍在港。英捕忌厘家，饬广密捕。沪上各报已播传，恐打草惊蛇，蹈上年李盛铎覆辙。并恐碍孙办法。询现拟得到回音，即先赴粤，可否请奏饬粤暂缓，俟询到商妥再办。”29日李鸿章致电刘学询：“孙未复，或尚迟疑。粤早奉电旨，难再饬缓。拟赴粤，有何办法？”30日刘学询致电李鸿章：“法用诱用掳，活上毙次。上瞒港官串巡捕，如劫盗行径，与国事无涉。询已有港、澳可用之人，逆不远扬，相机必得。候孙来商截南洋之路，防逆闻此次诏捕外窜。”当日李鸿章即复电刘学询：“用诱用掳，能生获尤妙。瞒港官串巡捕，除此祸根，有俾国事，兄勉为之。逆闻诏捕，乃意中事，难保不外窜。欲请赴粤面陈，恐来不及。孙无来信，何也。”[62]上述电报表明：一、李鸿章是通过刘学询函约孙中山的；二、李、刘企图“候孙来商截南洋之路”，防止康有为离港“外窜”；三、李、刘议定对付康有为“法用诱用掳，活上毙次”，“瞒港官串巡捕”，收买港澳“可用之人”，“相机”下手；四、孙中山既未复信，也未前来，因而李鸿章第一次“罗致”孙中山的活动，就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李鸿章并没有因此而死心，到了1900年春夏，再次展开了“罗致”孙中山的活动。这是前一次“罗致”孙中山活动的直接继续。当时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刘学询为李鸿章的幕僚。据冯自由记述：庚子夏，刘学询“闻港督向鸿章洽商广东自主事，遂向鸿章自告奋勇，谓渠与孙某认识有年，如傅相有意罗致，渠可设法使即来粤听命等语。鸿章颔之。学询遂即贻书总理，谓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63]揆诸史实，冯自由的说法可谓真假参半。李鸿章确实是通过刘学询函约孙中山的，目的在于“罗致”孙中山“来粤听命”。但是，诸如刘学询在港督策动“广东自立”之后向李鸿章进言、李鸿章“欲以粤省独立”云云，却是虚妄的。因为港督卜力于4—6月间在外地休假，直到7月2日才回到香港；孙中山早在6月8日即因事前接到刘学询等人的信函而启程离日赴港；在孙中山离日前，北方义和团尚未大批涌入北京，清廷尚未决定招抚义和团，列强尚未大举武装入侵，这种局势绝不能导致李鸿章倾向“粤省独立”。其实，李鸿章所以有意“罗致”孙中山“来粤听命”，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考虑。据内田良平回忆说：义和团兴起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对维护广东的治安深感畏惧，他生怕孙中山、康有为率军乘战乱之际，相互提携共同举事。他事先对孙中山采取了怀柔手段，以免与康有为一致行动。为此让驻东京的公使向孙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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