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心情。据詹森在《日本人与孙逸仙》一书中说，广东绅商提供现款2500万两，作为发动挽留李鸿章的经费。《士蔑西报》报道广州商人甚至威胁说要躺在李鸿章的车轮前而不让他走。李鸿章也一再声称“粤民遮道攀留”[2]。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华人上层，既依托广东腹地，又在香港拥有巨大财富，认为李鸿章一旦北上，“粤省盗患更恐复张”，危害广东，波及香港，因而与广东绅商怀有同样心情。何启和刘学询策动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的活动，正是香港华人上层和广东绅商这种愿望的反映。
何启是香港华人上层的代表。何启祖籍广东南海，出生于香港，其父何福堂为伦敦传道会著名牧师，又投资成巨富。何启早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后留学英国，取得医科学位和大律师的资格。在英国留学期间，娶英国女士雅丽氏为妻。1882年回香港，被委任为太平绅士，1890年港督称赞他是香港“最受尊敬的华人领袖”[3]，推荐他为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在香港除政府官员外，具有最高*及社会地位的是立法局和行政局议员。当时立法局只有一名华人议员，行政局议席非英人莫属。何启不仅在香港具有“华人领袖”的*、社会地位，同香港历任总督、特别是卜力总督“甚为相得”，而且同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着特殊关系。1887年何启用亡妻遗产创办了雅丽氏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同年孙中山进入香港西医书院求学，当时何启为该院教授，遂与孙中山相识，有“师生之谊”。何启从1887年开始与胡礼垣合作发表抨击清朝统治、宣传社会改革思想，认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在于“行选举以同好恶，设议院以布公平”。何启的言论，对孙中山早期思想影响极大。1895年何启曾经参与孙中山广州起义密谋，负责起草对外宣言和交涉事宜。值得注意的是，何启对李鸿章也不无好感。1889年何启创办的西医书院推举时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为该院的赞助人，李鸿章欣然接受，特地致书该院掌院表示感谢，并对医学教育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期望“其能使西方科学之利益，沾惠于中国医学之实用”。1892年在该院第一届毕业典礼上，教务长康德黎发表演说，盛赞李鸿章：
各位亦知，李鸿章者，中国之俾斯麦也，伊对本院极爱护。……各位勿谓贵国之当局不信仰科学，彼极有权威之李鸿章氏，对于本院院务，曾复书述其意见，谓希望化学与解剖学，成为吾人欲为训练之一特别部门等语，彼不似流俗之只说：“惠我奇方”，而欲以启牖运动，使成为赫胥黎或邓德尔，彼谓“先予吾人以科学，则一切可随之而至”[4]。
这里所谓李鸿章“信仰科学”，为“中国之俾斯麦”云云，不只是康德黎个人的看法，也可以说反映了该院创办人兼教授何启的见解。正因为何启是香港“华人领袖”，并同香港总督卜力、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两广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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