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什么“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相国”[52]。及至1900年6月，面对北方变局，章太炎再次上书李鸿章，公然要求他据有两广宣布独立，以为东南各省督抚的表率，说“某等所望于公者，则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53]。甚至连一度主张过暗杀李鸿章的梁启超都认为在夺得广州之后，以李鸿章“为傀儡最妙”。在他看来，“此举有数利：示人以文明举动，一也；借势以寒奸党之心（助我声势），二也；西人颇重此人，用之则外交可略得手，三也；易使州县地方安静，四也。”[54]由此可见，对李鸿章寄以希望，是当时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一种普遍倾向，从而反映出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封建性。
三
和孙中山不同，李鸿章并没有什么“两广独立”的念头，有的只是设法“罗致”孙中山以为我用。
李鸿章“罗致”孙中山的活动，见诸载籍的，一共有三次：1899年冬为第一次，第二、三次则在1900年春夏。这三次是一脉相承的。
1899年11月24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商务大臣，前往各埠考察商务。据《清史纪事本末》说：“时因上年八月南洋、美洲、日本等处商民，屡有申请帝安及归政之事，联署以万数千计，特命鸿章前往各埠，宣布太后德意，及两宫和好，劝侨民勿听党人煽惑。”[55]这里所谓“党人”，系专指逃亡海外的康有为及其领导的保皇党。慈禧视康有为及其保皇党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当面指令李鸿章“设法捕逆”[56]。李鸿章本来是同情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领导的维新运动的[57]，但因时迁势易，现在既“管商务又奉密旨，不能漠视”[58]。他特地奏明将“设法捕逆”之事，“仍交”刘学询等“妥办”[59]。既然说是“仍交”“妥办”，那就无疑表明在此之前刘学询等业已承担了“捕逆”的重任。其实，早在7—9月间，刘学询出访日本的使命，就是“明以振兴商务，暗以访拿康逆”[60]。正因为如此，李鸿章在“面奉懿旨”之后，就把“设法捕逆”的希望寄托在刘学询等人的身上。可能是由于这位与孙中山“有同邑之谊”的刘学询的献策，李鸿章才决定“罗致”孙中山来对付康有为的。李鸿章鉴于康有为尊皇复辟严重威胁慈禧的宝座而为慈禧所不容，孙中山虽然倡导反满革命但因众寡势弱对清王朝尚未构成直接威胁而不大为慈禧所重视；孙中山熟悉“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61]，是一位有改革进取精神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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