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总督卜力在7月2日从休假地返回香港之后，确曾“有意充当李、孙之间诚实的掮客”[13]。当然这并非是为了支持中国“革新运动”，而是出于英国自身利益的考虑。首先，卜力和香港的英国人担心李鸿章一旦应召北上，两广那些“与义和团同属一类的会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就有“可能利用这个不受羁绊的机会”发动起义，而“卜力和这个通商口岸的发言人认为，北方的排外运动是由暴力行动引起的，因此任何暴力行动，即使它是反对清政权的，都是对西方生命财产的威胁”[14]。所以防止“南方发生暴乱”、保障香港和两广地区“西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成为卜力策动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其次，卜力和香港的英国人深知香港是英国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两广是香港的腹地，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面对迅速扩大的北方动乱并得到“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湖南和南方爆发”的信息后，卜力便向英国政府建议“英国应该准备照料它在长江和西江流域的权益”。在他看来，“如果赞同孙中山和李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于英国的利益将是最好不过的”[15]，因为当时局势“系由清国分割两广成立独立国的好机会”，经过自己策动的由孙、李合作搞出的所谓“独立”的两广，势必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所以孙中山判断“香港总督之说系扩大英属邻土利益范围至两广之计略”[16]。英国政府有鉴于此，欣然赞同卜力的建议，但强调只有孙中山得到李鸿章的同意而回来的时候，方准撤销对他的驱逐令；同时电示驻广州领事萨允格说：“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李鸿章留在广州比他前往北京将更有效地促进维护秩序的目的。”[17]

　　不过，香港华人上层、广东绅商和香港殖民当局的策动，只是筹议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的外因。孙、李能否合作，“两广独立”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内因，即孙中山和李鸿章的态度。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二

　　对于香港华人上层、广东绅商和香港殖民当局所策动的“两广独立”，孙中山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两广独立”即据有两广以为根本，是孙中山自从踏上民主革命道路以后所执意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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