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是指义和团风暴、八国联军入侵、清朝*营垒破裂和满汉民族矛盾等等;所谓中国的“*改革派”,既指革命派和改良派,又包括清廷派驻东南的某些汉族封疆大吏。孙中山认为在中国政局激烈动荡的时刻,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各派力量有可能联成一体,推进中国的*改革。香港总督卜力“有意充当李、孙之间诚实的掮客”,更使孙中山对李鸿章的幻想有增无减。
孙中山为了争取李鸿章,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两广独立”,曾经从流亡地三次冒险返国活动。起初,孙中山虽然“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却认为“此举设使成功,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45]。6月17日孙中山一行从日本乘船抵达香港海面,为防范李鸿章“设阱诱捕”,“不欲冒险入粤”,特派宫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赴广州与李鸿章的代表刘学询会谈,会谈双方就特赦孙中山、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和贷款十万两两个问题,达成了共识。当谈判结束宫崎等人返回香港海面时,孙中山的坐船“已经启碇,正向西贡开去”。孙中山到达西贡后立即致电刘学询探问谈判情况,并致函在香港的同志说“今日者乃分头办事之时”[46]。所谓“分头办事”的内容之一,就是争取李鸿章搞“两广独立”。7月17日孙中山从新加坡乘船回到香港海面,等待香港总督卜力和应召北上的李鸿章会谈结果,准备登岸与李鸿章密商。孙中山认为“李这个人既无主义上的信念,又甚缺乏洞察大局的见识。并且年已老迈,对功名事业早已看透。所以,总督的劝止多数不能为李所接受。但这是旱天的一朵乌云,我不能不预先考虑万一的可能性”[47]。结果所谓可能性并没有变成现实性,“这事又变成一场梦”[48]。但是孙中山却没有因此而从幻梦中彻底摆脱出来。他在日本对某人说:相信“随着时势的变迁”,“清国南部各总督及进步的智能人士”“迟早会同自己的意见相一致。因为身入故国,必有危险,因此,根据场所,为了不出太大危险,作为平和手段来达到目的的方法,与持有这种意见的人会面,很有必要。只要没有危险,也可与李鸿章会谈”[49]。正是基于这种设想,孙中山于8月29日特地从日本回到上海。孙中山在上海期间,曾访问英国驻沪总领事,会晤刘学询,与之商定“行事之法,一为车驾回京之办法,一为车驾西迁之办法”[50]。据刘学询后来说,他当时曾陪同孙中山“往见李鸿章”[51]。上述事实说明,对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之事,孙中山虽然为一种怀疑和希望交织的复合心态所支配,但总的说来,希望压倒怀疑,采取了积极争取其实现的态度。
其实,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对李鸿章寄以希望的,并非只有孙中山一人。早在1898年2月章太炎就上书李鸿章,企望他“转旋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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