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局，并非偶然。个中原因，过去有关敌人强大、民族资产阶级软弱等等解释，虽正确不谬，但有失笼统，似应着重从孙中山的思想与实践中去探索。

　　孙中山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原则

　　近代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中国要想从武装反革命手中夺取政权，就必须依赖于武装革命，“和平之法”只有依托并服从于武装革命，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孙中山由于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在革命历程中，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原则，在某些关键时刻，往往放弃武装革命，转用“和平之法”，结果屡遭重挫。

　　孙中山起初是以和平改革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他在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以后，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制度的强烈反差，痛感祖国的衰微和同胞的苦难，因而立志“改良祖国，拯救同群。”（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9页。）他先是着眼于以医术“救人苦难”，继而倡导*改革，主张“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注：《孙中山选集》，第17页。）他为此而决意“求知当道”，“为生民请命”，先后于1890、1894年上书曾任津海关道，驻美、西、秘三国公使的郑藻如和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企图依靠他们“步武泰西，参行新法”（注：《孙中山选集》，第9页。），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楷模，改革教育制度以培养人才，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农工商业，从而使国家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这两次上书都没有涉及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经济基础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而只限于提供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革，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注：参阅拙著《孙中山劝李鸿章革命说质疑》，《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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