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书李鸿章被拒和清廷的倒行逆施，使孙中山“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注：《孙中山选集》，第52页。），于是决定使用武力，倾覆清廷，创建民国。1894年兴中会成立和乙未广州之役，标志着孙中山从以“和平之法”请求清廷“倡行新政”转向了武装夺取政权、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从和平改革转向武装革命，并非意味着他从此就摒弃了“和平之法”，当时他只是想“稍易以强迫”而已。

　　1900年孙中山鉴于义和团掀起反帝狂飚、八国联军闯进国门、清朝统治陷于瘫痪的形势，认为“机不可失”，既坚持以武力对付清廷，特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联络同志”准备并发动起义；又对两广总督李鸿章寄以厚望，宣称“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8页。）达到既定目标，因而期望“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注：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5页。）孙中山为了争取李鸿章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两广独立”，曾经从流亡地三次冒险返国活动，甚至公然承诺新建的“暂时政府”主政，“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决奉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当之并裁定（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2页。），不再执意坚持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诉求。然而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李鸿章并没有像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搞什么“两广独立”，而是继续忠于清廷，并企图设法“罗致”孙中山以为其用（注：参阅拙著《庚子孙李关系与中国政局》，《河北学刊》1997年第5期。）。

　　孙中山说：“中国之革命，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卒颠复君政。”（注：《孙中山选集》，第587页。）这里所谓“盛于庚子”，其实并非表示孙中山在庚子年间的两种活动取得了什么成果，而只是说由于庚子事变的震荡，革命运动开始从低潮逐渐走向高潮，终于引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革命党人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没有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就没有南京临时政府。问题在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中国便形成了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拥有半壁江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何去何从，是将武装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政权，还是使武装革命半途而废、和平让出政权？这是关乎革命成败的大事。孙中山几经犹豫摇摆，最终选择了后者，停止了武装革命，结果袁世凯的北京临时政府统一了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所以停止武装革命、拱手让出政权，固然是列强、旧官僚、立宪派和党内妥协势力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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