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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权与社会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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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1: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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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压导致内外交困的结果，但决不能因此而否认同孙中山思想局限的密切关系。孙中山并非没有督师北伐之意，早在1911年12月他就致函广东龙济光，请其“督师至沪，共捣虏巢”，并表示“当亲率同志”为其“清道”（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0页。）。他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也曾部署过北伐，自任三军统帅，任命黄兴为北伐陆军参谋长，在总统府设立总兵站，并决定京汉、津浦、淮阳、海军以及东北、山陕六路北伐计划。但是督师北伐并非是他的主要选项，他依然倾向于运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他早在1911年12月返国途经香港时就向胡汉民、廖仲恺袒露了心扉。在谈到和战问题时，他说：“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在谈及袁世凯是否可信时，他说：“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0页、569页。）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孙中山寄希望于南北议和，企图通过议和，争取袁世凯反正，借以推翻清朝君主专制，而“达共和之目的”（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50页。）。孙中山当时执意追求的是用共和制取代清朝君主制，重视政体的改变，忽视了改变国体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的重要性，因而袁世凯一经表示拥护共和，孙中山就立即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没有看清袁世凯所控制的民国，虽名曰共和，但实则依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专制统治。
经过辛亥革命和以后多次失败，孙中山才认识到放弃南京临时政府是“一次巨大的*错误”（注：《孙中山选集》，第503页。）。然而到了1924年，正当国共合作推进革命的时候，孙中山却再次幻想“以和平收革命之功”。原来孙中山为了反对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曾和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结成“三角联盟”。1924年孙中山决定以广东为基地挥师北伐。他认为“中国的存亡，就在我们此次能不能去北伐。”（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9页。）但时隔不久，北方政局发生巨变。直系将领冯玉祥在直奉战争前线率部倒戈返京，推翻直系曹锟政权，导致直系溃败。张作霖、段祺瑞随即合谋排挤冯玉祥，控制了北京政权，张、段、冯电邀孙中山北上，共议国是。孙中山认为机会难得，决定单骑北上。孙中山误以为直系军阀的溃败，标志着中国军阀的覆亡，说什么“军阀现在已经被我们打破了，所残留的只有帝国主义。”（注：《孙中山选集》第967页。）。因此，他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谋求国家和平统一。他说：“以后解决国事，不必要再用武力。所以我放弃西南，只身往北方去，提倡和平统一。”（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7页。）在这里，孙中山既没有认清控制北京政权的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的军阀实质，又没有认清国民会议同以军队为柱石的国家政权的关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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