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宁曾经针对俄国杜马问题明确指出：“如果人民代表机关没有充分的权力，如果它是由旧政权召集的，如果同它并存的旧政权还是完整的，那末人民代表机关就等于零。事变的客观进程提到日程上来的，已经不是这样或那样地修订法律和宪法的问题，而是政权问题，实际的权力问题。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注：列宁：《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8页。）孙中山既“放弃西南的地盘”，又“放弃反对武力的计划”（注：《孙中山选集》第956页。），企图通过在奉、皖系军阀控制的北京召集的国民会议，“改良国民生计”和“改良中外不平等的条约”（注：《孙中山选集》，第982页。），谋求中国的独立与和平统一，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孙中山所以钟情于“以和平收革命之功”，除了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缺乏深刻的认识之外，同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致中和”与英国学者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所阐明的社会进展是人类以互亲互助抑制生物界的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观点的影响有关。孙中山在1919年出版的《孙文学说》中断言：人类进化原则与物种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注：《孙中山选集》，第156页、197页。）孙中山既然强调人类进化原则是互助而非竞争，那么他在解决国家政权问题时倾向“道德仁义”的“和平之法”，就是顺理成章了。
孙中山“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革命军”（注：李剑农：《中国近百年*史》（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639页。）
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民主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注：毛泽东：《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508页。）要想夺取全国政权，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但遗憾的是，孙中山“从来不曾创造一种真有革命性的军队。”（注：李剑农：《中国近百年*史》（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639页。）
孙中山的战争事业，是从兴中会时期开始的。孙中山先后派遣革命党人联络并依靠会党发动了广州之役和惠州之役。会党是民间秘密结社，主要是由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和流氓无产者组成的，大都以宗教迷信作为团聚的纽带，通常采用家长制的组织形式，既具有反抗封建压迫的积极性，又缺乏明确的民主革命意识。因此，发动会党起义是必要的，然而依靠会党夺取全国政权却是无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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