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同盟会三易其名，即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站在其对立面的则是北洋军阀。孙中山在反袁护国运动和护法战争中，并没有从已往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着手建立革命军队，而依然走着联络既有军事力量的道路，依靠西南军阀，反对北洋军阀。所谓军阀，系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南北军阀犹如一丘之貉，区别主要在于各自依附的帝国主义和地主豪绅有所不同。就阶级基础和*诉求而言，西南军阀和革命党毫无共同之处。西南军阀意在借助孙中山声望同北洋军阀争夺地盘，而孙中山则企图利用西南军阀武力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完成革命大业，真可谓南辕北辙，失败是命运的必然归宿。

　　鲁迅曾经指出：中国“总要改革才好。但改进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于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注：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0页。）可以说，没有“党军”作依托，也正是孙中山在某些关键时刻，倾向和平妥协、放弃武装革命的诱因之一。直到国共合作之后，孙中山才如梦初醒，逐渐认识到“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注：《孙中山选集》，第917页。）因而他决定开办黄埔军校，“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注：《孙中山选集》，第917页。）可惜的是，在黄埔军校开学不到五个月，孙中山就离开广州，单骑北上，谋求和平统一去了。

　　孙中山长期没有使武力与农民相结合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478页。）当时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民是“民众”的主体，“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53页。）先进阶级要想完成武装夺取政权，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历史使命，就必须使革命军队与农民群众相结合，动员农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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