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时期的讲演中屡屡提及民生主义。他说，“我国此次革命，非但种族上革命，非但*上革命，其结果乃是社会上革命”，“愿将社会革命包括在*革命之内，抱定国家社会主义，免除欧洲将来社会革命之事，提倡土地国有，使多数国民皆无空乏之虑。”他谆谆告诫革命党人，民生主义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他说，“以世界大势观之，社会革命岌岌不可终日，吾人此次革命，即根据社会革命而来，民生主义繁博广大，而要之则平均地权。”他详细解释说，“土地是不能增加的，而生齿日繁，土地私有则难于供给，他人见吾党持社会主义，群相惊讶，不知吾人于建国之初，不先固根基，即难以立国，故党员极宜注意此点，宏其党风。”(《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0页。)现在，“建设之事，无虑万端，而要以厚民生强国力为本。”他甚至提出了实行民生主义的五项具体主张：即速修铁路，发展农业，开发矿业，提倡国民捐，改革航运等等。对于建国大业，诸如*、法律、军事、经济、财政、教育、道德、社会八项均有详尽的发挥，而且与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所阐述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从宣传方式看，黄兴不仅仅只是局限于发表演说和刊印发行革命书刊，而大量的则是加强个别指导，例如秦力山、杨笃生等人起先“服膺康、梁之主张”，但在庚子汉口之役败后，黄兴“曾声泪俱下的力劝秦、杨放弃保皇幻想”，秦、杨痛定思痛，“兼以深受黄兴澎湃热情之感动，方始认定黄兴主张正确，表示全部接受。”(王成圣：《黄兴侠骨雄心》，《黄兴传记资料》（三），第466页。)陈天华也曾一度有过君主立宪的主张，在日本“发有要求救亡意见书于留学界，其宗旨专倚赖政府对外与对内之政策，而将北上陈于政府。”黄兴与宋教仁“相商阻止陈星台北上之行”，在东新译社“与陈星台大开谈判”，“辩难良久，尚未解决”，经过黄兴反复劝导，陈天华始打消北上请愿之议(毛注青：《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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