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武昌响起反清革命枪声时，袁世凯作为“世受国恩”的清朝臣子，其最初反映是极为仇视的。清廷重新起用的任命下达后，袁世凯征询杨度、王锡彤等人的意见，他们力劝其不要应命。袁世凯听后勃然作色道：“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为革命党！”但袁世凯毕竟与顽固守旧大臣有所不同，对于党人举义还是有一定认识。所以，时隔不久，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经过冷静考虑后，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对谋臣们说：“余甚稳健，对于革命党决不虐视。”(王锡彤：《辛亥记事》，《辛亥革命资料》，第517—518页。)并主张明年即开国会，宽容此次事变诸人，解除党禁。所以，袁世凯出山后一反清廷“懵然主剿”的策略，决定“剿抚兼施”。于是，南北问开始了议和活动。
南北议和前期，与其“剿抚兼施”策略相适应，袁世凯基本上是坚持君主立宪主张。他希望保存清廷，由他掌管大权，*上作适当改革来满足革命党的要求，以此了结乱事。11月2日他派随员刘随承恩、蔡廷干至武汉，三次发函黎元洪，试探和议，并明确表示：“项城出山。以劝抚为然。政府亦有悔心之意，……不如趁此机会，暂且和平了结，……相助办理朝政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78页。)11月11日，刘、蔡又身揣袁世凯亲笔手书往见黎元洪，宣称：“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可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第263页。)以后，袁世凯也多次发表政见说：“清政府……已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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